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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雅号惊鸿逸,园林佳境梦幻间”明清岭南文人雅号与园林关系

中国古典园林作为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之一,历经演变,形成北方皇家园林、江南私家园林和岭南庭园园林等风格,园林构成多元文化思想并存的开放之地。岭南园林与文人文化交融,形成重情感、崇自然、注重意境的艺术形式。文人园林是文人直接参与造园和经营的结晶,影响园林中格局布置、点景题名和园林文学的创作,是古代文人在社会中的标志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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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号”是中国传统文人阶层常用体现自身特点的文化称谓。从取号主体来看,有别于普遍的“名”与“字”,“号”常由文人自行取名,体现儒道思想和隐逸文化。文人雅号与园林文化联系密不可分,成为了文人墨客附庸风雅的标志。目前对明清时期的文人雅号与园林关系的研究不足,值得深入探究。

在讨论中国雅号文化前,需要研究姓氏、名字文化。姓氏文化源远流长,为名字和号文化的诞生提供了基础。在先秦时期,姓和氏是两种不同的称谓概念。直到秦汉大统后,姓氏逐渐合并,成为统一概念。古代关于“姓”的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与“生”有关,与社会母系制度有密切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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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前的姓选择与命名,通常由母系族群的居住地、族群图腾和领袖赐姓影响。这种取姓形式影响了名字和号文化的形成。由于族群繁衍发展壮大,同姓族群出现更多家族,为区分特性,制定“氏”文化。 “氏”通常由社会领袖或天子封给贵族,成为家族共同名称标志。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记载:

“一曰以国为氏;二曰以邑为氏;三曰以乡为氏;四曰以亭为氏;五曰以地为氏;六曰以姓为氏;七曰以字为氏;八曰以名为氏;九曰以次为氏;十曰以族为氏;十一曰以官为氏;十二曰以爵为氏;十三曰以凶德为氏;十四曰以吉德为氏;十五曰以技为氏;十六曰以事为氏;十七曰以谥为氏;十八曰以爵系为氏;十九曰以国系为氏;二十曰以族系为氏;二十一曰以名氏为氏;二十二曰以国爵为氏;二十三曰以邑系为氏;二十四曰以官名为氏;二十五曰以邑谥为氏;二十六曰以谥氏为氏;二十七曰以爵谥为氏;二十八曰代北复姓;二十九曰关西复姓;三十曰诸方复姓;三十一曰代北三字姓;三十二曰代北四字姓”

据此在一定程度上“氏”在先秦时期具有明显的阶级性特点。在秦汉以前,社会姓与氏的区分严格,但战乱后发生巨变。皇家贵族、平民百姓的社会阶级等级发生变化,姓氏之失始于秦灭六国。姓与氏不再区分,统称为姓氏。远古时期取“姓”赐“氏”的形式与内涵发展,并影响后世取“名”、取“字”、取“号”的准则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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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名”“字”“号”文化,源远流长,代表着文以载道的文化精髓。文人阶层已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中各学科和制度的起源和发展的中坚力量,并形成独特的文化内涵。礼制规范及制约人民行为和思想,以“名”“字”文化作为身份标志。“号”起源于原始社会氏族部落的名称展现社会地位,具有凶猛响亮,震慑人心的特点。逐渐传入文人中,成为关注的对象。

文人的“号”可分为自号和他号两种。以文人文学与情趣的再加工,成为文人宣泄情感,展现文雅特质的方式。“自号”是指古代文人志士根据自身身份、职业或居住特点命名的称谓。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文化、艺术的发展逐渐兴盛,并在明清时期达到顶峰,成为流行于后世文人阶级中的“号谓尊其名更为美称焉”的“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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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通过自号抒发个人情感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部分,文人的“名”“字”“号”文化系统代表了中国最为特殊的文化资源。虽然现今只是区别个体在社会中的符号标志,随着时代的更迭,大众对于传统的“名”“字”“号”文化与礼俗已经陌生。但作为学术的文化资源而言 ,文人的“名”“字”“号”文化可以为学界提供一种新角度去研究与复兴传统文化。

在明清时期,中国文人园林和雅号文化达到高峰,岭南地区园林成就不如中原和江南,但因特殊地理条件和西学东渐的影响,岭南园林发展独特,形成岭南风格,与北方和江南园林并列成为中国古典园林三大地方风格。明清时期,岭南地区共有约200处园林遗址,其中文人园林占80%,衰落较为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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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号则是文人脱俗雅化的手法之一,在文人园林中被广泛使用,分自然山水类、植物类和室号斋号三种类型,成为园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岭南先人便热爱山水之美,这对古代文人来说既是雅趣,也是精神寄托。对于喜欢山水的文人,既喜欢在自然山水间取题,也在园林营建中体现。

其中广东地区的文人喜欢以当地名山大川取雅号,如南园后五子之一的吴旦自号“云台山樵”,万历年间的蔡梦说自号“梅岩”,晚清年间的康有为自号“西樵山人”,此外山水也孕育了古典文化的启蒙,是万民瞻仰的品质代表。园林与植物的关系自古以来就密不可分,从实用转向观赏,植物成为园林不可或缺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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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植物在文化上也有着丰富的情感意义,被赋予新的美学意义。《诗经》中植物被赋予情感意义,逐渐拟人化,成为文人墨客赞美高洁品德的代名词,甚至成为文人自号主题对象。黄日纪的雅号“六榕居士”来自于他建的“榕林别墅”,黄日纪在《六榕居士传》中对自号“六榕”解释道:

“居凤山园(榕林别墅),有六榕,因以为号焉”

首先因为园中有六株榕树,所以得号。随后对“榕”意象道

“退居凤山榕林间,自谓六榕居士,何哉?或曰:榕,闽中奇才也,用以为器,坚贞而镇重,密理而有文...榕,闽产而不出乎闽,其画地以自限乎,卷曲拥肿,小枝不任榱桷大干不任栋梁,其无用之弃材乎。虽然以其不可易地,根本因之不移矣。以其无所可用,斧斤因之莫及矣。榕之所以自全其天而不戕其性者,岂不在斯乎...”

即黄日纪认为榕树是无用之材,形态不适宜作屋梁,但因不能突破发展,才能免遭砍伐。他以榕树喻自己隐居的理想,传记也是隐退宣言。自唐宋起,文人取雅号已成为文化现象。雅号代表文人的感慨和情趣,成为附庸风雅的标志。UQI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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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号、斋号、堂号等雅号已渐成文人点缀环境的风气,并成为文人的代称。文人取室号斋号并不以建筑意义为重,而将文字意蕴与风雅联系起来,体现品格情操。在岭南文人园林中,斋号室号的应用更为广泛,体现在建筑要素中。林语堂对室号斋号文化作出研究和分类,分为“名仕派”和“纪事派”。

文人雅号中的园林与自然要素反映了园林文化中的植物、山石和建筑的要素,对园林建筑与植物要素的选择与成景产生影响,成为主要景点要素。室号斋号作为代表文人生活和创作的场所蕴含着对社会道德观念践行和审美观念培育的意义,与文人品格情操有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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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园林融合了文化、艺术与技术,体现了古人理想生活与精神追求,同时受到传统儒家与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雅号文化是儒家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是古人表达情操与品德的形式之一,而道家文化则贯穿于大自然与园林之中,构建出了中国古典园林的独特风格。

儒道思想对古代大众对待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园林成为展现个人品德与修养的场所。岭南地区儒家思想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汉、理学争论激烈。儒家思想渗透其中,传统礼乐渐与岭南风俗融合。《广东文徵》中记载明朝学者方献夫曾描述

“昔广俗,朴野少文...今虽闾阎士女,冠裳簪履...婚丧交际,争以不合礼为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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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渐融儒家礼,描写岭南日常生活。园林营造亦有儒家痕,文人求道逸境正适。道家思想在园林文化中得以广泛传播,受益于其“法自然”哲学美学原则和道教的神仙思想。在明清时期的岭南园林中,道家文化意象常用于创造自然、质朴、诗意的园林表达方式,体现天人合一的自然之观。“观鱼桥”、“博溪渔隐”景点都体现了道家与园林艺术相适应的创作表达。

道家文化与园林艺术的结合,营造出满足精神需求的场所,营造出对人们感受和体验的意境氛围。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文化,发展自哲学学派道家,以信仰神仙为中心,融合道家、周易、五行和八卦等文化体系。随着发展,道教与规划、建筑、园林、陈设等艺术相结合,形成具有道教意境的场所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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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国古典园林史,道教意境早在皇家园林中得以体现,而私家园林也逐渐深受影响。将道境融汇于园林场所的意象中,使园林更具精神意象上的意蕴。“神仙思想”是道教、山川崇拜和老庄思想的结合产物。其解放了古人的思想,引发“洞天福地”语境,在古代文学中常被用作仙境的代表。如宋代陈亮在《重建紫霄观记》中云:

“道家有所谓洞天福地者,其说不知所从起,往往所在而有”

元代邓玉宾《端正好,俺便似画图中套,朝元三煞》

“五岳十洲,洞天福地”

和清代李汝珍《镜花缘》“九十九回”描述

“如此洞天福地,倘得几间幽室,在此暂住几时,也不枉人生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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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天福地是对于自然的幻想和探索,通过居住环境的择优观影响中国古典园林建设,成为对空间的组合和氛围营造的主导思想。以道教文化作为雅号命名主题的文人造园中注重对园林功能和氛围的渲染。例如小云林别业和杏林庄,通过道教文化类雅号体现桂林山水的优美和自然的精神气质,达到一种和谐共生的境界。U球

在岭南地区,众多文人以道家和道教文化为主题自号雅号。道家文化类雅号包括体现道家哲学思想的和道教宗教意境的。这些雅号与园林文化相适应,以“逍遥自适”“神仙思想”和“洞天福地”的场所意境表达造园家的精神追求,重点营造哲学性质和宗教性质的园林氛围。这种文化包容的局面在岭南地区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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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影响了文人阶级的文化交流方式,促进了园林雅集的发展。雅集作为文人士大夫在特定地点所发生的文化活动,通过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和宴请论道等行为,展现了文人的修养和人格理想,也为文人提供了崭露头角和文艺切磋的场合。雅号的园林应用与发展,主要影响了园林雅集中园林诗社活动的开展。

岭南地区的园林诗社是明清时期文人阶层活跃的团体,也是文化现象的代表,这些诗社一般由文人自行自发组织。岭南地区的诗社数量最多,诗会人数和持续时间都与北方和江南相当,诗社内部形成了“趋同”的文化认知方式,园林文化开始受到大批文人追随,园林艺术也自成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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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岭南文人以山水、诗酒、隐逸为题材创作诗文。园林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寄托情感的天地,让他们与自然融为一体,提供了隐逸之所。园林诗社活动在园林举行,充满雅趣,成为文人雅集的重要考量因素。此类园林诗社在岭南诗派崛起中起到重要作用。

古代文人常在园林中创作,园林环境与创作活动相互影响。由于传统文化规范和隐士思想,文人使用雅号来表达自我,园林活动影响下的雅号则带有园林属性。清代文人钱咏曾在《履园丛话》中写道

“造园如作诗文,必使曲折有法,前后呼应,最忌堆砌,最忌复杂,方称佳构”

同样,雅号应与园林美学相配合,体现园林创作的审美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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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岭南文人的雅号主要以自然山水、植物和建筑为主题,影响了园林建造与选择植物的活动。山水是他们追求自然和精神需求的体现,植物则成为对文人象征的比喻。室号斋号是体现岭南文人日常与治学环境的象征,代表着文人精神追求与理想境界。

通过研究,明清时期岭南文人的雅号与园林场所建立在儒道文化之上,其中,而道家文化则突出哲学性质和宗教意境。岭南地区因特殊地理位置形成了多元文化格局,使雅号和园林场所充满创新和开放性。通过分析儒道文化类雅号和相关园林实例可以得出结论,园林场所建设受儒道文化思想影响不可忽视。

“文人雅号惊鸿逸,园林佳境梦幻间”明清岭南文人雅号与园林关系(图16)

明清岭南文人雅号与园林活动紧密相连,成为园林创作和活动主题的核心特点。雅号和雅集常以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和宴请论道等具有文人雅致风气的活动形式,影响着园林的造景和立意,同时也塑造了园林活动的主题和审美特色。岭南文人雅号在杏林庄诗社和隔山画派等案例中得以体现。

《通志.氏族略》记载“氏”的三十二种来源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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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霄观位于浙江省永康市。《重建紫霄观记》全文,详见 《古今汉语成语词典》编写组编:《古今汉语成语词典》,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10,第 588 页

“五岳十洲,洞天福地,方丈蓬莱,箫鼓笙簧”出自《端正好,俺便似画图中套,朝元三煞》全文,详见 周振甫主编:《诗宋词元曲全集全元散曲 第 2 册》唐,黄山书社,1999.01,第 583 页

《镜花缘》第九十九回,详见 (清)李汝珍著:易仲伦注:《镜花缘》,崇文书局,2018.07,第 5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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